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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公开报道：

      “2010年2月1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公告，宣布收回北京市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9年竞得的顺义区后沙峪镇天竺开发区的22号住宅用地，并罚没2亿元竞买保证金。”

      至此，曾以总价50.5亿元、楼面地价2.9859万元/平方米夺得北京2009年“双料地王”的北京市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平均每天322万元的代价惊醒了两个月零两天的地王梦。

      北有大龙房地产，南有九龙仓集团。

      “2010年2月4日在南京市国土局的官方网站看到，因香港九龙仓集团等两家开发商未按照该地块挂牌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确认书》所规定的：在2008年2月18日前缴纳首期成交价款，并与南京市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经市政府批准，我局于2009年12月15日取消两公司对地块的竞得资格，并没收竞买保证金2.45亿港元。”

      2年前，香港九龙仓集团等两家开发商在南京仙林以总价24.1亿元，风光地拿下南京仙林这块住宅用地，超出底价9.1亿，成为南京当年的“第二高”！这块地白白在他们手上闲置了两年。换个角度说，相当于以每天33万元的代价持有了740天的冠名权。

      为什么产生这种悲喜剧？

      从企业推高周边房价的角度对其的评论已经汗牛充栋，自不必我再来赘述。而从产生这种悲喜剧的制度层面因素和其后果做些分析的却不多见，今天我斗胆尝试，以期能引起各界的深思。

      首先，我们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把问题回归到当时的背景下，脱离了当时的背景就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2009年我国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的增长，而从价值形态看GDP的统计方法为生产法，其计算公式为：

      GDP =总产出-中间消耗

      以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天竺开发区的22号住宅用地为例，2009年11月20日拍卖当天，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在22号地的财务收入为：拍卖地价50.5亿元。其中：已收竞买保证金2亿元；按规定在出让成功15天内大龙地产应付首期地价款10亿元，2009年期末应付土地出让金额38.5亿元。

      依据会计准则，在会计处理中有两种制度：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指会计核算中确定本期收益和费用的方法。即凡属本期的收入，不论款项是否收到，均作为本期收入处理。收付实现制是指以款项是否收付作为确认本期收入和费用的标准。

      由此可见，按照权责发生制，2009年11月20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在22号地的财务收入应为：拍卖地价50.5亿元；而按照收付实现制则财务收入应为：竞买保证金2亿元。两种记账制度的不同就产生的48.5亿元的差额，这一虚高的差额就被合法的计入了GDP。

      权责发生制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而产生的，而在一种信用缺失的经济环境中，权责发生制无疑为造假者提供了合法的手段和机会，从来没有发生过的48.5亿元产出被永久地定格在了2009年的GDP中，而在好大喜功的文化指导下，在举国都为2009年GDP增长8.7%的呼声中，在中国被世界忽悠到不知道北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更没必要去调整这些虚高的部分。尽管各地方GDP统计之和与国家统计局的结果有很大出入。

      22号地，对中国GDP 2009年贡献的50.5亿作用只是个开始；2010年还将贡献：2亿元（罚没竞买保证金2亿元）+该块土地重新招拍挂的成交金额；如果接盘企业信用有瑕疵、同时政府愿意，它还将继续贡献下去。

      在中国，类似22号地的九龙仓集团等现有案例还很多，并且还将继续被层出不穷的创造出来。

      写到此不仅要问：

      1.虚高的GDP对我国真的很重要吗？

      2.土地财政是否在间接的扼杀着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3.这种财政空转土地实转的开发模式导向真的在创造价值吗？

      4.创造通过土地转让促进低税收和低国债模式的英国经济学家米德该如何评价中国人对其理论的创造性应用？

      5.政府执政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不实的GDP，还是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

                                                                                                                                   2009年2月11日